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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論文] 文鶴立
        人類學 山東大學 2018(學位年度)
        摘要:在發展研究中,應該如何理解少數民族的“發展”?多數研究集中于分析發展項目所導致的問題。然而,本研究認為應該以整體的視角理解發展,不僅僅局限于發展問題陳述。
          基于國家與地方的發展規劃歷史,本研究使用“嵌入的社會邏輯”理論及“家園”的概念來理解地方少數民族對于發展的觀點,發展的實現條件與邏輯,發展的產出,來解釋為什么國家的綜合式發展很難完整實現,同時反思人類學家在發展中的作用。
          通過觀察丙蓋村阿昌族村民的生產與消費,本論文發現他們嘗試通過房屋的建造來建構自我。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國家與地方之間的邏輯的對抗,比如建房就體現了政府與地方少數民族邏輯的交匯。但是,當政府嘗試實現其綜合式發展的觀點時,地方村民卻將國家發起的發展項目看作一種實現他們自身想法的機會,即成為“能干人”的特性的投資。因此,發展項目應該通過國家與地方之間邏輯的交匯來理解與評價,而非以簡單的、依據國家標準的統計成果來理解。
        [碩士論文] 金曉華
        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政策 內蒙古大學 2017(學位年度)
        摘要:對草原牧區水環境變遷的研究涉及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領域,伴隨著世界各國水環境問題的研究的增多和環境社會學等社會學分支學科的逐漸完善,草原牧區水環境變遷的研究視野不斷趨于開闊。該論文以烏拉特前旗A嘎查(按照學術論文有關要求,均采用拼音大寫字母代替具體調查地地名,以下部分中同上)及周邊的W湖(按照學術論文有關要求,均采用拼音大寫字母代替具體調查地地名,以下部分中同上)為以例,研究了牧區現代化進程中的水環境問題及變遷,對當前人為的過度開發利用水資源,導致水資源短缺和污染問題的應對而言,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該論文通過采訪當地牧民,收集、分析相關文獻資料,結合調查地概況,梳理了水環境概念及內涵和蒙古族水文化概述。同時介紹調查地水環境現狀,對A嘎查牧民與周圍水環境變遷進行分析,發現當地水環境變遷趨勢特點。在此基礎上,分析水環境變遷和水污染成因與后果,討論因地制宜,科學合理地發掘草原牧區水環境文化與生態保護知識等議題,由此提出保護水環境安全的相關對策。
          該論文運用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優勢,有所克服自然科學研究脫離人文因素的局限性,較為深入研究草原牧區水環境變遷問題,探索復合視角下的水環境問題解決途徑。在水環境問題治理方面,尤為注重分析本土文化的現實價值和牧民參與的重要性,因此對牧區水環境問題的應對與治理而言,具有一定的理論參考意義和應用價值。
        [博士論文] 李娟
        民族學、民族社會學 蘭州大學 2017(學位年度)
        摘要:從口頭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到網絡傳播,媒體是個體與他人和社會聯系的工具,從而深深地滲入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進入21世紀以來,以手機、網絡、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大舉入侵蘭州市回族社區,改變了它的社會文化環境,深刻地影響著蘭州市回族民眾價值意識建構的內容和方式,也重塑著他們的日常生活。
          本論文運用民族學的田野調查和傳播學的量化研究兩種主要方法,剖析新媒體影響下的蘭州市回族日常生活。論文主要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為導論,主要介紹選題意義、國內外研究現狀、與本文相關的概念、研究方法,并梳理與本研究相關的媒體人類學、民族社會學和傳播學理論,在此基礎上構建出有效的分析框架。第二部分主要研究蘭州市回族社區媒體的發展和使用基本情況。依次分析了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發展和生存現狀。重點了解蘭州市回族民眾新媒體接觸和使用基本情況、本土伊斯蘭新媒體的發展現狀以及不同回族群體新媒體使用的差異性。第三部分依照蘭州市回族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從宗教、人際交往、婚姻、家庭、消費生活五個維度詳細描述新媒體影響下的蘭州市回族民眾日常生活,并嘗試在本論文構建的理論框架下對其進行分析。第四部分為本文的理論提升部分,嘗試對新媒體與蘭州市回族日常生活變遷的關系進行剖析,分別從新媒體語境下的網絡空間、權力、現代性、全球化這四個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思考。第五部分為結論部分,集中表達了全文基本觀點,認為新媒體是蘭州市回族社會現代化發展的推進器,是蘭州市回族日常生活變遷的重要推動力量。
          通過上述對新媒體影響下的蘭州市回族日常生活的考察和分析,本文認為新媒體以其特殊的傳播方式融入蘭州市回族日常生活之中,成為能夠撬動其變遷的支點之一,這是個異常復雜的過程,充滿了新媒體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各種對話和互動。首先,新媒體時代,蘭州市回族日常生活空間由本土生活空間和網絡生活空間兩部分組成,這兩個空間存在著交互、替代和衍生的互動關系,而蘭州市回族民眾對于新媒體的創造性使用,使得他們不斷解構和重構屬于自己的意義空間及日常生活。其次,新媒體既是現代性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現代性的標志。新媒體影響下,蘭州市回族日常生活中現代性元素力量不斷增強而傳統性元素力量不斷削弱,但這并不代表著傳統元素將逐漸被現代元素所取代,而僅僅意味著在新媒體的影響下日常生活中傳統性元素呈現方式的變化。再次,新媒體語境下的各種權力之間相互博弈又互相影響,時而驚心動魄,時而潤物無聲,形成了一種新的權力關系,推動著蘭州市回族日常生活的變遷。在這一新的權力結構下,回族民眾不是沉默、被動和軟弱的他者,并沒有被動接受來自媒介的權力安排,而是主動抗爭自身認可的位置。最后,在新媒體帶來的全球化和本土化這兩股力量交織碰撞下,蘭州市回族民眾緩慢而深刻地演繹著其日常生活變遷。
        [博士論文] 王默
        民族學·民族社會學 蘭州大學 2017(學位年度)
        摘要:青海河湟地區地處我國青藏高原游牧文化、蒙古高原游牧文化和中原農耕文化的重合地帶,自古就是多民族流動、聚居的地區,也是中國西部重要的民族走廊之一。因此,其在地緣政治和文化交流上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正是由于這種特殊的文化特征和地緣特征,使其在歷史更迭、民族遷徙、文化碰撞交融以及社會發展等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今天多民族雜居共處的分布格局,也成為了各種不同文化集中展演的舞臺。在這些文化特征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長期存在于此的多樣性形態最為豐富集中、積淀最為深厚、對區域中各民族影響最為深遠的信仰文化。因此,以該地區的多元信仰文化作為研究視角,是對中國多民族、多信仰文化這種復雜民族結構和文化模式能夠和諧共生的最佳詮釋和注腳。
          多元信仰文化的產生和發展并不是簡單的單線過程,而是信仰文化在社會發展變遷中充分互動交融后的結果。信仰文化在不同族群中的互動,影響著族群間的族際關系以及族群間的邊界與認同。反之,族群間的交往互動行為,也造成了不同信仰文化之間相互碰撞、吸收、融合的狀況出現。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多元信仰文化在族群互動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橋梁和紐帶作用,而族群間的互動行為也在影響和改變著部分信仰文化原初的內容與形態。不同民族之間積極、頻繁的交往互動則是民族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要經歷的關鍵過程之一,與時俱進則是這一互動過程中對信仰文化的基本要求。
          本文以青海河湟地區多元信仰與族際互動問題的研究作為切入點,通過實證研究的方式呈現出在中國鄉土社會多元信仰文化之間的互動情況,分析了信仰文化互動與族際互動之間的關系,以及族際交往過程中由此產生的族群邊界和族群認同問題。闡釋了多元信仰文化對鄉土社會中村落秩序的維系所發揮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從而揭示出鄉土社會內在的生存邏輯和運行法則。同時提出當前信仰文化所面臨的困境,力求明晰一個關乎處理現實生活中國家、民族和多元信仰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這一實踐性問題。縱觀全文,主要由以下幾部分構成:
          首先,苯教、藏傳佛教、伊斯蘭教、道教、天主教以及基督教等制度化宗教信仰長期并存于河湟地區。與此同時,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也深刻的影響著人們共同的日常生活。從這幾大制度化宗教和儒家文化在河湟地區的形成過程、發展歷史和現狀中,可以梳理出制度化宗教在這里的具體生存情況,以此來解釋這一區域的制度化宗教不但種類多樣、歷史深遠,并且有著根深蒂固的社會和文化地位。同時從發生學的角度,對河湟地區漢、藏、土族的民間信仰文化的分類和格局進行分析和研究。將民間信仰文化中的主要信仰,分類為原生性的民間信仰、創生性的民間信仰和融生性的民間信仰三大類型。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即民間信仰中雜糅了他文化、他信仰中的因子,這些信仰文化因子中,既有民間信仰文化的因子,也存在著制度化宗教的因子。
          其次,對多元信仰文化互動過程中媒介、空間和儀式三個重要的基本屬性作為研究中的一個側重點。通過詳細詮釋這三個構成信仰文化的關鍵因素,分析其是如何建立起人神之間溝通的橋梁,以及這種橋梁是如何對族群間的互動行為發揮作用和產生影響的。同時,對信仰生活中族際互動中的具體儀式活動、社會組織結構進行深描研究,來勾勒出信仰活動中族群的互動行為及其表現,解釋信仰文化在族際互動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在信仰行為的約束下,鄉土社會日常生活中民眾互動行為的行動邏輯和內涵。
          再次,透過對歷史記憶中的民族邊界的探尋和追憶,加之對當前社會發展水平下影響族群邊界的普遍因素進行分析。探討了族群互動中族群的邊界是如何維持和重構的,以及多元信仰文化對族群邊界的維持和重構有著怎樣的影響和意義,著重強調了族際互動中的宗教信仰認同與族群認同之間的關系。同時,文中探討了信仰文化在民眾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通過外在動因和內在動因兩部分,分析出鄉土社會多元信仰文化生存空間存續的內在邏輯。闡述多元信仰文化在鄉土社會中究竟是如何發揮自身的功能,從而對村落日常生活秩序進行維系和治理的。最終,將落腳點著眼于當前社會轉型的新時期背景下,信仰文化在鄉土社會所面臨的困境,并試圖尋求解決困境的辦法和路徑。
          最后,通過對本文研究內容的梳理和總結,進行再次的探索思考,提出了多元信仰文化之間應該保持共生互補、文化共享的關系。多元信仰文化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不同信仰文化其內部存在著可以溝通、對話的機制和可能性。在多元信仰文化普遍存在的今天,無論是區域社會還是民族國家,宗教文化的最終形態應該是在互動和交融下形成新的信仰復合體。這才是解決民族矛盾、宗教沖突和地區爭端等問題的最合理有效的機制和途徑。
        [博士論文] 屈羅木圖
        民族學 內蒙古大學 2017(學位年度)
        摘要:“盟旗制度”是清代蒙古史以及清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以某個盟為案例對盟旗制度及其發展演變情況進行探討的研究著作比較少見。同時,盟旗制度發展、演變過程中的很多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本文希望通過對清代烏蘭察布盟形成及相關問題的探討,在這一領域做出些許貢獻。
          清代的烏蘭察布盟由四子、烏拉特、茂明安、喀爾喀右翼四部組成。到17世紀中后期,逐漸形成一個盟。該盟因會盟于四子王旗的烏蘭察布地方,故稱為烏蘭察布盟,是清代內扎薩克蒙古六盟之一。烏蘭察布盟位于內蒙古西部,東接錫林郭勒盟,南與伊克昭盟和歸化城土默特毗連,西同阿拉善厄魯特旗相鄰,北與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及賽音諾顏二部交界。大體相當于今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呼和浩特市武川縣、包頭市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和固陽縣、巴彥淖爾市烏拉特前、中、后三旗、五原縣,以及杭錦后旗等旗縣的部分地區。清初,烏蘭察布盟地理位置舉足輕重,為以后招降漠北喀爾喀,征服準噶爾汗國,屏藩朔漠,發揮了重要作用。
          本文主要從清代烏蘭察布盟所屬六札薩克旗的設立、游牧地界的劃定和不同時期各部會盟情況,以及盟旗制度等幾個主要方面入手,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藏《喀爾喀右翼旗札薩克衙門檔案(蒙古文)》、《茂明安旗札薩克衙門檔案(蒙古文)》、《準格爾旗札薩克衙門檔案(蒙古文)》、《杭錦旗札薩克衙門檔(蒙古文)》、《欽命督辦蒙旗墾務大臣行轅檔》,阿拉善左旗檔案館藏《清代阿拉善札薩克衙門檔(蒙古文)》以及新近出版發行的《土默特左旗檔案館藏清代蒙古文檔案選編(蒙古文)》等大量檔案文書和《清實錄》、《王公表傳》等基本史料為支撐,結合傳統文獻、方志游記、調查報告,并參閱前人著作,力求以新的視角和多種研究方法,對清代早期烏蘭察布盟形成過程以及社會歷史變遷進行較為系統的研究,旨在展現清代盟旗制度的發展完善的過程。
          全文由以下四章組成:
          第一章,四部附清及六札薩克旗設立。包括四子、烏拉特、茂明安、喀爾喀右翼部源流,歸附愛新國/清朝,以及札薩克旗的設立等內容。
          第二章,六旗游牧界厘定。劃分游牧界是盟旗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本章通過對《大清一統志》、《蒙古游牧記》、《大清會典事例》及清代扎薩克旗游牧圖等文獻,以及現存的原始檔案資料所記載清代烏蘭察布盟六旗游牧界,進行全面、詳細的比對,考證了清代烏蘭察布盟形成之前的六旗游牧界四至八到,及會盟形成之后的疆域全貌。
          第三章,清代烏蘭察布會盟的形成。本章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對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時期四部會盟情況進行梳理,并利用檔案中的新發現對清代烏蘭察布盟形成過程及歷史背景作了考述。
          第四章,清代烏蘭察布盟管理體系。結合前人研究的成果,對清代烏蘭察布盟的盟-旗-蘇木三級管理體系進行系統研究,總結出盟旗制度特點以及對蒙古社會的影響。
          結束語,對全文的主要收獲及創新點做了歸納,對不足及今后的研究做了展望。
        [碩士論文] 卞成日
        中國少數民族史 延邊大學 2017(學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1883年至1931年的時間跨度為限,以近代龍井城市為研究對象,基于客觀歷史事實,綜合利用多學科的相關理論知識,以縱向分段論述與橫向專題研究為主軸,梳理龍井城市的近代化歷程與社會變遷,分析城市發展演進的特點與影響城市近代化發展的因素,進而提出對當今龍井城市發展的建議。本論文由五個部分組成。
          第一章主要闡述了研究本課題的目的、意義及研究方法,并對相關概念進行了界定,重點分析了國內外學界對本課題的研究現狀。第二章主要介紹了在龍井地區能夠建立城市的自然地理條件與人文條件,并梳理了龍井行政區域的歷史沿革。第三章主要論述了近代龍井城市發展的萌芽,即龍井從農村到城市的過渡期。隨著東北封禁政策的瓦解清政府開放了和龍峪,在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與中朝貿易的推動下,和龍峪開始走向繁榮。在日帝的壓迫下,中日兩國簽訂了《間島協約》,在龍井村設立商埠地,加之,間島地區第一個租借地的出現與宗教勢力的侵透,拉開了龍井近代化的序幕。第四章是本文的重要章節,主要論述了近代龍井城市的發展與變遷。在日帝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下,其城市基礎設施不斷完善,推動了工業、商業貿易與教育的發展,龍井迎來了城市發展的鼎盛期,成為了近代問島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但城市發展過程中因未有具體規劃,導致了城市空間布局散亂、功能區域劃分不明確等問題的出現。最后在第五章得出結論,并提出城市發展的三個特征以及對當今龍井城市發展的建議。
        [碩士論文] 李智那
        中國少數民族史 延邊大學 2017(學位年度)
        摘要:19世紀中期,一部分朝鮮人移居到東北地區,以“朝鮮族”的身份生活。移民初期,他們雖然遷移到東北地區,但并沒有被民族同化,仍然以朝鮮人的身份生活,處于社會最底層。其中一部分朝鮮移民為了獲得土地所有權、免遭中國的壓迫、改善貧困生活狀態,歸化入籍,這導致在滿朝鮮人的身份和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到了民國時期,日本為了掩蓋其侵略大陸的本質,借保護朝鮮人的口實,于1907年,在龍井村建立了“統監府間島臨時派出所”。此后,日本利用“間島問題”,締結了“間島協約”,并設立“間島日本總領事館”,擴張了其在東北的勢力。在這一過程中,中日兩國在外交上針對朝鮮人的問題發生了一系列摩擦,并且因為日本人想要利用朝鮮人擴張其在東北的勢力的原因,中國從之前憐憫并且幫助朝鮮人的態度轉換為厭惡的態度。特別是“三矢協定”為中國官員可以在沒有日本的干涉下管理朝鮮人的權力提供法律根據以后,張作霖政權開始對朝鮮人實施排擠行為,并限制了朝鮮人的歸化入籍。
          1931年,日本借著九一八事變建立了“滿州國”,這使得在中國和日本中間處于復雜和較低社會地位的朝鮮人的身份地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1937年治外法權廢止之前,朝鮮人受日本大使館、日本領事館和朝鮮總督府等支配。他們賦予朝鮮人“治外法權”,認可朝鮮人相比其他民族,有著“特殊的地位”。以此來達到統治朝鮮人的目的,并企圖通過直接統治朝鮮人來有效地打壓抗日武裝運動。1931年,日本為了向朝鮮人灌輸“滿州國”的國民意識,達到統治朝鮮人的目的,建立了“朝鮮人民會”。1936年,這個從安東地區開始的民會發展到約20%的在滿朝鮮人加入的規模,成了較大的民會組織,對朝鮮人有著重要的影響力。1937年,殖民體制漸漸穩定,日本廢除了“治外法權”,將民會等各種親日團體規整到了協和會。然后通過協和會對在滿朝鮮人實施統治。協和會是一個維護日本統治的組織,以分會為主體開展活動,實質是想以日本人為核心,實現民族融合,但它并沒有消除民族間的對立。此外,“滿州國”為了解決朝鮮人的國籍問題,試圖制定國籍法,但最終未能制定完成。這使得部分在“滿州國”的朝鮮人希望通過完全成為“滿州國”民來擁有更好的社會身份和地位的期待,以及親日分子希望通過“治外法權”獲得“日本臣民”的企圖都化為幻影。
          “滿州國”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是一個偽裝成獨立國家的傀儡政權,它使得朝鮮人成為日本方便利用的一個民族。在廢除“治外法權”之前,其他民族對朝鮮人擁有“特殊地位”持不滿的態度,但事實上朝鮮人擁有的“特殊地位”卻沒有使他們的身份和社會地位得到提升。
        [博士論文] 玉努斯江·艾力
        民族學·中國少數民族史 蘭州大學 2017(學位年度)
        摘要:“塔蘭奇”,是對中國新疆伊犁地區和今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州境內維吾爾人的舊稱。塔蘭奇,又譯為“塔里雅沁”,系古突厥語,其產生與當時新疆地區的土地制相關。從文獻學角度而言,該詞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紀50年代,但其作為特定人群身份的代稱卻出現較晚。清朝統一新疆后,在重新組織分散在阿克蘇地區的伊犁原有居民的基礎上,招募天山南路各地維吾爾人,把他們遷徙至伊犁河南北兩岸各地從事農耕,保障了清軍的糧食供應并讓其上交賦稅,按準噶爾舊例被冠以“塔蘭奇”一詞來稱呼。1881年,伊犁維吾爾人迫遷俄屬七河省后,塔蘭奇一度成為中亞部分維吾爾人的民族稱呼。1921年按照塔什干會議的精神,中亞維吾爾人放棄了這一名稱,恢復原稱——維吾爾。20世紀30年代,即民國新疆軍閥盛世才統治時期,“塔蘭奇”這一名稱具有了民族的含義,被認定為一個民族實體,一直延用到1950-1952年開展的第一階段民族識別工作中才被禁止使用。
          本文主要包括四個部分,即:第一章主要圍繞塔蘭奇人的名稱、準噶爾割據政權與天山南北的農耕人口、清朝平定準噶爾等三個方面展開研究和探討。首先就有關塔蘭奇名稱的幾種觀點和伊犁八千戶的歷史以及“塔蘭奇”一詞的詞源進行研究;其次,就準噶爾割據時期天山北部的“塔里雅沁”“布哈拉人”“伯德爾格、烏沙克”等農耕人群進行探討。第二章主要從軍府制和清朝在伊犁推行的農業發展政策、清政府對伊犁塔蘭奇人實施的管理和統治方法、清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塔蘭奇玉孜村落等三個方面,探討軍府制的設立及其職能、塔蘭奇農耕文化的形成、塔蘭奇人的司法制度等相關問題,進而勾畫出清代塔蘭奇人的各種義務、清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塔蘭奇玉孜村落的全貌。第三章分三個部分對1864年固勒扎事變與塔蘭奇割據政權進行研究。首先從伊犁地區復雜的民族矛盾以及陜甘回民起義對固勒扎事變的影響等方面,對事變爆發的原因進行剖析;其次探討固勒扎事變后建立的塔蘭奇政權體制及其與周邊地區的關系;第三部分結合相關文獻,對塔蘭奇政權的內部斗爭以及沙俄侵略伊犁等對塔蘭奇政權的滅亡進行分析。第四章通過對伊犁塔蘭奇人迫遷俄屬七河省及其建立的村落的研究,闡述塔蘭奇人被迫遷往七河省的過程以及迫遷對伊犁社會經濟造成的影響,并分析塔蘭奇人遷出伊犁后的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及其對伊犁塔蘭奇人的影響等問題。
          為系統闡述清代塔蘭奇人的歷史,筆者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運用歷史文獻學、民族學、社會學、田野調查法、歷史地理學中的相關理論和方法,并吸收宗教人類學、音樂人類學、語言人類學、口述訪談法的新成就和新方法對清代塔蘭奇人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筆者認為,塔蘭奇人最初發祥地并不在伊犁,而是在今新疆塔城地區的和布克賽爾一帶;“塔蘭奇”一名是對歷史上被準噶爾統治者強迫從事農耕的部分維吾爾人按照職業認同模式貼上的一種標識。回屯是清政府的一個創舉,在清代伊犁的各類屯墾形式中成效最大。就目前而言,伊犁河兩岸大部分村落是從清代回屯屯區基礎上發展而來,并是其發展模式的延續。新疆伊犁農業的開發史事實上是各個民族共同開發、共同建設、共同反對外來侵略的一部歷史。
        [碩士論文] 王雪
        文物與博物館 鄭州大學 2017(學位年度)
        摘要:族群遷徙是指一個族群整體或者以族群中的大部分為單位而進行的大規模集體遷徙。它既包括同一族群在本區域內不同地方之間的遷徙、不同族群在同一區域內的遷徙,也包括本區域族群向區域外地方的遷徙、外來族群向本區域內的遷徙。族群遷徙是一個動態的、不斷演變的過程。中原地區作為夏代族群遷徙與融合的重要場所,探討該地區的夏代族群遷徙進程,對研究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的起源、華夏民族的形成,有著重大的學術價值與意義。本文依據考古遺存,并與文獻材料緊密結合,對中原地區夏代族群遷徙的態勢、原因及特點等課題進行深入研究。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為緒論部分。對本課題涉及到的時間、空間范圍以及相關概念進行界定,對中原地區夏代族群遷徙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以及不足進行了分析。
          第二章分析夏代族群遷徙的態勢。主要涉及夏族群的遷徙以及東夷族群、商族群和齊家族群的遷入等內容。夏族早期活動中心經歷了由嵩山南麓向伊洛盆地的遷移,中后期隨著夏政權的穩定和勢力的加強,逐漸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擴張。東夷族和夏族在龍山時期交流的基礎上繼續保持著密切聯系,并占據豫東地區,逐漸滲透入夏腹地。商族群從豫北、冀南地區遷徙到豫東西部和鄭州地區,并掃清向西滅夏的重要障礙,最終滅夏,建立了商王朝。齊家族群的遷入對夏族群文化也產生一定影響,但是影響力較弱。夏代族群在向各個方向的遷徙中,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秩序。
          第三章主要對造成中原地區夏代地區族群遷徙的原因進行研究。從文獻記載和考古材料來看,族群遷徙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主要有自然原因、政治原因、軍事原因等。
          第四章分析中原地區夏代族群遷徙的主要特點。此章在前文的研究基礎上,認為族群遷徙的特點主要有頻繁性與留守性、與軍事勢力的強弱密切相關、比鄰而居與交互式遷徙等。
          第五章是結語部分。對本文的觀點和相關問題進行總結。
        [博士論文] 王曉霞
        民族學·中國少數民族史 蘭州大學 2017(學位年度)
        摘要:本論文以寧夏中部黃河以東秦漢渠灌區的回族為研究主體,通過歷史文獻、田野調查等方法,重點考察了該區域清代至民國時期回族社會歷史發展及其變遷的過程。運用歷史學、人類學等相關理論,分析了該區域民族在區域生態環境、政治變動及時代變遷過程中的民族應對,以及宗教文化對該區域回族社會的影響與作用等,最終探討在復雜多變的大歷史進程中,小區域歷史中的一個族群如何生存發展的問題,以此進一步揭示人類歷史生存命運的復雜性與艱難性。
          居于中國農牧交錯地帶的寧夏秦漢渠灌區,歷史上大多數時間都處于王朝的“邊地”,又處于絲綢之路的要道上,歷史上諸多北方民族在該區域徙居,因此該區域歷史上也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匯聚之地。由于有黃河灌溉的優勢,寧夏平原的農業開發又被歷代王朝所重視,明清時期形成了以回、漢兩族為主體的民族分布格局。
          清代康乾時期是秦漢渠灌區回族社會的大發展時期,回族人口不斷壯大,伊斯蘭新教(哲赫忍耶門宦)進入寧夏,對該區域的回族社會組織產生了重要影響力;同治西北回族大起義中,金積堡馬化龍是寧夏起義的領導核心。最終,起義的失敗成為寧夏回族社會發展的分水嶺,對整個西北地區回族社會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清末以后,在社會轉型及商業潮流等影響下,該區域的回族逐漸復興并再次聚居秦漢渠精華地帶,總體呈現出復興發展的面貌,回族商貿經濟發展尤其突出。伊斯蘭教該區域回族社會中呈現出格底目教派占據優勢,哲赫忍耶門宦恢復發展,伊赫瓦尼教派迅速傳播的局面。
          在時代發展與回族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秦漢渠灌區回族的社會教育及宗教改革開始向現代化方向邁進。抗戰時期,回族表現出了高度的國家認同與愛國熱情,也表達出了發展民族文化的強烈自覺意識。中國共產黨在寧夏地區的民族政策實踐,給秦漢渠灌區回族社會帶來了新的發展希望。
          由此,本文也是一個通過區域“小歷史”回應中國“大歷史”變遷的個案研究,通過秦漢渠回族歷史變遷展現區域民族發展的特性,也以此來體現中國“多元一體”民族格局形成的歷史依據。
        [碩士論文] 鞠治安
        科學技術哲學 貴州大學 2017(學位年度)
        摘要:博弈是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社會之間普遍存在的現象,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與源泉之一。人類社會在經歷了從博弈技藝到博弈論的進程中,本質上是從經驗感性上升為理性的艱難過程,即從“計”到“謀”再到“觀”的歷史演進過程。其中蘊含著發展觀、價值觀、方法論、倫理觀等一系列與“我本位”的人類中心主義、工具主義、價值主義、功利主義等一系列最為基本的哲學問題。厘清博弈的發展歷程,對深入理解博弈的目的以及由此蘊含的哲學思想,對指導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論文是以博弈論的演化路徑為研究導向。是在對博弈思想和博弈論的演化路徑的分析和歸納的基礎上,提出博弈思想的演化路徑有:“計”、“謀”和“觀”三條路徑;而博弈論是建基于博弈思想上的,其內含的演化路徑有:“邏輯演繹路徑”、“歸納概括路徑”和“信息介入路徑”。在博弈論路徑的演化進程中,內化著人們思維形式、認識方式、價值觀念和審美意識的演變。論文從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觀三重維度對博弈論的演化路徑進行哲學思考:認為認識從確定性向非確定性的躍遷,實質上是從現象到本質的升華;方法從線性向非線性的突變,彰顯的是從單一到整體的趨近;價值訴求從“自利”向“共贏”即是從單一的指向訴求向多重的和多維的訴求讓渡。最終促使“老問題”得到“新生”,而“新問題”獲得歷史內涵和歷史維度。
        [碩士論文] 楊曉麗
        區域文化史 華中師范大學 2017(學位年度)
        摘要:狄族是先秦時期最為重要的非華夏族群之一,尤其在春秋時期,狄逼諸夏,橫掃中原,造成“中國不絕如線”的危局,但同時它又被華夏諸國視為一支平等的政治力量,彼此間會盟、通婚不絕,可以說狄族與華夏諸國在此消彼長的沖突、碰撞與融合中共同主導著先秦時期的風云際會;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基本以文獻為中心,執著于對狄族中各個支系的考證,時段上集中于春秋,從觀念上看,認為狄人都是北方民族,與華夏文明差異巨大,因此造成對狄族的研究,認識上存在偏頗,缺乏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也沒能夠在較長的時間段內把握狄族的內在關系和發展軌跡。本文以兩周時期狄族的發展演變為核心,試圖對狄人的來源、遷徙、內部關系和同華夏的關系做初步的探討。
          除了緒論中對狄族相關內容作簡要交代之外,本文以時間為線索對狄族展開討論,狄族出現于史乘在春秋時期,彼時狄族勢力已經強大到威脅華夏諸國,之前狄人必然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但這個過程并不清晰,有必要向前追溯。
          本文第一章對西周時期可以斷定的狄人,周初分封給晉國的懷姓九宗和考古發現的傭、霸作探討,懷姓九宗與傭均屬“媿”姓(霸可能為媿姓),同為鬼方之后,但懷姓九宗成為晉國國民,傭、霸卻為周王朝分封的狄人國家,存在這種差別的原因,本文認為懷姓九宗是先周時期即已臣服于周族的鬼方人群,而傭、霸是周初才遷封到晉南的封國。
          第二章是有關春秋戰國時期的狄族概況。春秋時期狄族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是以赤狄為主的,長狄附屬于赤狄,而白狄與赤狄族源不同,互不統屬。“狄”是狄人的自稱,白狄擁有“狄”名號是由于殷周時期屬泛鬼方聯盟,后世“狄”之稱號與鬼方有關,而長狄擁有“狄”之名號是源于赤狄;春秋晚期狄族基本被華夏諸國消滅,晉國滅狄最多,只有狄人建立的代國和中山國歷經春秋到戰國,但也最終滅于華夏之手。
          第三章是對兩周時期華狄關系的探討,西周時期部分狄人被納入周王朝的政治體系,受到周王朝禮遇,其他多數狄人與華夏雜居群處,面對戎狄虎視眈眈的存在,周王朝對戎狄采取撫綏之策;春秋時期華狄關系以戰爭和沖突為主,狄族基本被滅;戰國時期,游牧經濟逐漸占領長城一線,在諸華打擊之下一小部分狄人融入胡人,戰國時期華狄關系出現了“狄禍”轉為“胡禍”的新變化。
        [碩士論文] 劉強
        社會學;民俗學 安徽大學 2017(學位年度)
        摘要:學術界對畬族的研究由來已久。作為畬族聚居地之一的安徽寧國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未能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本文即是以寧國畬族民間信仰為研究對象,探討畬族民間信仰在畬族民眾遷入寧國之后的變遷。傳統時期,受到以漢族為主體的“夷漢”思想的影響,畬族民眾在與漢族雜居相處的過程中,多是采借漢民族群眾的民間信仰為本民族所利用,畬族民間信仰中較多地蘊含著漢民族民間信仰的因子。作為從遷入地帶來的民問信仰,寧國畬族民間信仰同樣內含著漢民族民間信仰的因子。新時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開展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推進,“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成為新時期經濟發展的特點,寧國畬族地區的政府為爭取經濟發展的資源而大力“復興”畬族傳統文化,使得原本處在“隱藏”或是消失狀態的畬族文化又重新在畬族民眾生活中“活躍”起來。民間信仰作為畬族傳統文化的主體,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存活于寧國畬族民眾的民俗生活中。無論是傳統時期的“采借”還是新時期的“復興”,寧國畬族民間信仰都是以當時的社會語境為基礎而選擇自己的生存狀態的。
          本文在結構方面包括緒論、正文和結語三大部分,共分六章。
          第一章為“緒論”,其內容主要包括選題緣由、文獻綜述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為“田野點概況”,其內容主要包括畬族概況和田野點簡介。
          第三章為“寧國畬族凸顯性的民間信仰”,其內容主要是從祖神信仰、湯氏娘娘信仰及灶神信仰三個方面對畬族凸顯性的民間信仰進行描述,指出寧國畬族凸顯性的民間信仰處在一種式微的狀態。
          第四章為“寧國畬族非顯性的民間信仰”,其內容主要是從人生儀禮方面對非顯性民間信仰進行描述,指出寧國畬族非顯性的民間信仰在民眾的生活中日漸消失,甚至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處在一種缺失的狀態。
          第五章為“傳統文化‘復興’對民間信仰的影響”,其內容主要是對寧國千秋畬族村所采取的一系列文化實踐活動的梳理,指出傳統文化的重構,勢必會影響到畬族民眾對民間信仰的重新理解。這些不僅表現在顯性的民間信仰當中,也在隱性的民間信仰當中有所體現。無論是凸顯性的還是非顯性的民間信仰,筆者認為這都與寧國畬族的社會環境,尤其是與民俗生活世界的變化有著莫大的關聯。
          第六章為“結語”。盡管寧國畬族民間信仰因為民眾的遷徙、族群的互動和國家制度的變遷以及經濟的發展而處在不斷地變化之中。然而,應該注意到,畬族傳統文化的因子一直深藏在寧國畬族民眾的血脈之中,在一定條件的影響之下,其將會在寧國畬族民眾的生活中以一種新的面貌重新顯現。
        [博士論文] 張峰峰
        民族學·中國少數民族史 蘭州大學 2016(學位年度)
        摘要:布魯特為清朝對今柯爾克孜族的稱呼,柯爾克孜族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清代以前,柯爾克孜族曾被稱為“堅昆”、“鬲昆”、“黠戛斯”、“乞兒吉思”、“吉利吉思”等,其祖先起源于葉尼塞河流域,在經歷了多個階段的西遷后,最終落居于天山地區,成為該地區的一支重要部族。天山地區的一些布魯特首領,在葉爾羌汗國時期以及和卓時代,即于天山南路地區扮演著重要角色,布魯特部落善于依附周邊政權和勢力成為其重要特點。
          乾隆年間,清朝統一新疆的過程中,伊塞克湖周圍、納林河上游、楚河、塔拉斯河流域、費爾干納地區以及喀什噶爾、葉爾羌等城周圍的布魯特部落先后歸附于清朝,清朝將其劃分為東、西部,清朝官方將其中的十九個部落載入冊籍。由于布魯特部落數目眾多、分布地區較廣,不同部落在不同歷史時期與清朝的親疏關系不同,乾嘉年間,希布察克、沖巴噶什、胡什齊、額德格訥、薩爾巴噶什、薩雅克等部與清朝的關系較為親近,部分首領受到清朝重用,享有較高地位:如希布察克部之比阿奇木被授為散秩大臣和四品阿奇木伯克,阿奇木之弟額森被授為軍前侍衛,沖巴噶什部首領阿瓦勒被授予四品頂戴和普爾錢等。乾嘉年間,這些部落及其首領的相關事跡較具典型性,文章的前半部分即主要論述這些部落的主要人物和事件。
          嘉慶末年以及道光年間,白山派和卓家族后裔先后在南疆地區發起了多次叛亂,在張格爾之亂、玉素普之亂、七和卓之亂的前后過程中,皆有布魯特部眾參與其中,因而,文章的另一部分內容較多討論此間布魯特各部的角色和地位。這一時期,希布察克、沖巴噶什部的固有地位漸為式微,奇里克、胡什齊等部因幫同清朝平定叛亂,在諸部中占據重要地位。中亞浩罕汗國,自乾隆年間即欺凌其周邊布魯特部落,道光年間,邁瑪達里汗即位以來,加緊了對外擴張,楚河、塔拉斯河、納林河上游以及色勒庫爾地區的布魯特部落皆受到浩罕的統治,同時,和卓后裔的多次叛亂也皆與浩罕勢力的支持相關,因而,在論述布魯特諸部與清朝間的關系的同時,不可忽視浩罕因素的影響。東布魯特(北方吉爾吉斯)諸部較之于其他布魯特部落,具有更為密切的親緣關系,因此結成了松散的同盟,這較具典型性。19世紀40年代以來,東布魯特各部逐漸受到俄國的統治,俄國通過廣泛設立瑪納普,在伊塞克湖周圍、納林河上游的布魯特部落中逐漸建立了統治,這也為其通過不平定條約掠奪清朝西北邊疆的領土奠定了基礎,分析東布魯特與俄國間的關聯,有助于理清俄國對我國西北邊疆的侵略過程。
          該文在翻檢清朝滿漢檔案文獻、編年體文獻、方志文獻等文獻的基礎上,結合外文文獻的記載和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對清代新疆布魯特諸部百年間的歷史進行了一定的梳理,其中,布魯特與清朝、浩罕、俄國及其與和卓家族之間所形成的關系,成為貫穿于文中的多條研究線索,也是所著力研究的問題。布魯特作為清朝西北邊疆的重要屏藩,國內外學界研究尚不系統,該文旨在通過這一研究,進一步理清清代新疆布魯特的歷史脈絡、論述前人所未能闡釋清楚的問題,并由此對布魯特在清代西北邊疆的地位和角色做出進一步的評析。
        [博士論文] 龔成紅
        民族學·中國少數民族史 蘭州大學 2016(學位年度)
        摘要:打拉池是甘肅和寧夏兩省交界處的一個回漢雜居村落。從歷史與現實的宏觀角度看,這里地處西北民族走廊,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是我國重要的民族文化區——北部蒙古高原文化區、南部漢族儒家文化區、西部為多民族文化區的交匯之地,是研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個典型地區。
          雖然打拉池是中國西部的一個村鎮,但又是中國鄉村社會的一個縮影。通過對這個村落百年變遷的研究,我們可以窺見整個中國西部鄉土社會的變遷。這個村鎮由權威引領至自主行動的社會變遷,其實就是中國鄉土社會尤其是西北鄉土社會的行動邏輯。
          本文運用民族學的田野調查法,以社會史敘述為架構,對打拉池近百年以來的經濟、社會、文化、風俗、信仰等層面的變遷進行考察,試圖反映出自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形成以來該村莊的變遷、轉型及整體形貌。通過對打拉池村民百余年來的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宗教生活、婚姻家庭生活以及婚姻、建房、喪葬的變遷進行挖掘和描述,以圖探討引起一百年社會文化變遷的動因。
          論文聚焦于兩種權威力量,即國家權威與包括地方政治、經濟與知識精英、宗族家長、宗教文化等在內的地方權威在社會變遷與民眾互動中的各司其職,相互協調,共同支撐了地方社會的整合與調適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國家權威與地方精英權威表現出有效的社會控制與調適功能,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當地民眾組織社會、管理社會的自主性。通過對村落的百年變遷考察及微觀描述,本文發現,村落社會中普遍存在著“庇護與被庇護”的民眾與權威之間的依附關系。國家權威力量在打拉池的百年經濟生活變遷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是百年經濟變遷中的決定性變量。這種力量主要表現在政府的行政規劃與政策的強制性等方面;而其他權威則是民眾生存過程中面對各種生存壓力與不定性而采取行動的決策群體,是民眾自主性選擇的具體體現;而日常生活中宗族家長權威與宗教文化權威也是民眾尋求與家庭、社會、自然和諧的良好愿望與實現自主性的主要中介,村鎮民眾希望通過對各種權威力量的認同及依靠,使生活安定、家族興旺、子孫發達等。正是這些權威力量形塑了打拉池的百年變遷。
          本文的學術啟示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社會史研究中社會變遷因素及動力的探討至關重要,是理解與闡釋地方社會發展規律的基本切入點;第二,對地方村落小社會的研究可以成為反映大社會的微觀案例。本文通過具有典型性的微觀敘述上升到宏觀層面,對韋伯的權威理論進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對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社會關系建構的“自我行動”邏輯進行了闡述與分析,進而從文化學的角度解釋了中國單位組織中普遍存在著的“權威庇護”模式;最后,本研究說明,文化資本與文化自覺為鄉村社會民眾從依附權威到自主人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博士論文] 崔明
        民族學·中國少數民族史 蘭州大學 2016(學位年度)
        摘要:中國是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根據我國民族現實的客觀特點,“民族”又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是中華民族統一體”,“第二層是組成中華民族統一體的各民族,即現在組成中華民族的56個民族”,“第三層是組成中華民族統一體的各個民族內部還有各具自身特點的部分,現在稱作各種‘人’”。1我國的西北民族走廊匯聚了藏族、回族、東鄉族等多個少數民族。處于走廊腹地的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是回族、東鄉族、保安族等穆斯林民族的重要聚居地。本文的研究對象“唐汪人”正是生活在其中的多民族地域性群體。從元代開始唐姓、汪姓、張姓、馬姓、趙姓等移民逐漸進入當地。之后,唐汪人的族群身份經歷了三次重要變革與建構。第一次是元代到民國時期,一部分唐汪人從漢族移民轉變為穆斯林群體,唐汪人中開始出現族群文化差異。第二次是新中國成立后,民族識別政策使唐汪人內部各群體的民族身份加速分化。唐汪人成為一個由漢族、回族、東鄉族組成的多民族群體。第三次是改革開放之后,在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代化建設大潮中,唐汪人開始了地域性超民族群體建構和地方事務的多民族共建。伴隨著族群身份的變異,唐汪人逐漸形成了“一個家族,多個民族”的群體形態。從漢族家族結構角度看,唐汪人處于“分而未離”的狀態。唐汪的穆斯林“宗親”是在歷史變故、政策落實、宗教傳播、族際通婚過程中逐漸遠離了自己的“家伍”。從回族、東鄉族族屬角度看,唐汪穆斯林是“融而未合”的特殊群體,處于從漢族融入少數民族的“過渡階段”。在唐汪以外的東鄉族眼中,唐汪東鄉族是本民族內部具有自身特點的那種“人”。他們不會東鄉語,有著“與眾不同”的祖源記憶,資源環境和文化傳統也與自己大相近庭。這些狀態造成了唐汪人在族群認同與文化傳承的方面的兩難選擇。唐汪人內部各族群間不得不頻繁地“越界交融”,出現“重家族,輕民族”現象,并逐漸形成了“復合型”族群認同及文化傳統。這種情況使唐汪人在生活實踐與身份定性上面臨更加嚴峻的雙重困境。其實,唐汪人處于西北民族走廊和族群邊界地帶,其族群分化現象體現了多元文化空間中群體歸屬的多樣化選擇。但以往的族群研究更多地關注內部認同構建與外部邊界劃定,較少關注類似唐汪人這樣的族群身份“越界”現象,這就形成了傳統理論研究的中間地帶。面對唐汪人內部模糊的族群邊界與頻繁的越界行為,我們如何清晰界定各個民族?其民族身份何以成立?民族學人類學應如何認識這種特殊族群?這些都成為學界亟待解決的問題。為了掌握唐汪人如何解釋其群體狀況的正當性及解釋話語的創制邏輯,我們需要回到其族群建構的的“歷史”原點。
          有鑒于此,本文采用歷史人類學研究范式,嘗試使用歷史民族志形式,在不同時間的“歷史現場”觀察唐汪人的生存空間、經濟生活、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民俗生活等內容。在唐汪人的身份重構進程中,歷史記憶具有情感聯系、身份識別、認同建構、關系調節等諸多功能,其本身也成為了族群重構作用下不斷被改寫的“歷史事實”。歷史記憶有時成為促進族群融合的“黏合劑”,有時又成為阻礙族群融合的“分離劑”。唐汪人通過操作祖源記憶與交往記憶等多種集體記憶來應對各種身份問題。祖源記憶成為了族群認同的心理基礎,成為了族群區分的基礎依據,交往記憶成為了族群建構時的公共文化資源,創傷記憶成為了族群建構的解釋依據。歷史記憶的“特殊性”也被轉化為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推動著當地社會經濟發展。
          唐汪人通過家譜、儀式、建筑、傳說等記憶表征體現著族群分化與文化沖突的社會本相。他們通過模仿、改造、神圣化、結構化忘記等書寫技術探索著對族群變遷的合理解釋模式,采用“英雄祖先”、“兄弟祖先”的文本結構隱喻各個族群間競爭與共享社會資源的關系,從自身歷史出發的“移民心性”也成為歷史再造的邏輯。他們對于自己歷史記憶的處理方式飽含了解釋復雜認同和騎墻身份的民間智慧。這種民族歷史地方寫本啟示我們反思西北民族走廊地區少數民族史的書寫模式,反思文化與地理的時空邊界視角對中心史觀的轉換意義。
          通過分析唐汪人元明兩代的移民記憶,清季民國的變遷記憶,建國后家族、宗教、教育的發展事件和記憶資本化的實踐,我們看到,唐汪人的身份變遷反映著以東鄉族為代表的中國穆斯林身份轉變的宏大敘事。從發展史角度看,東鄉族就是由唐汪人這樣的不同群體不斷融入和重構后產生的民族。在新中國民族識別之后,它同回族、保安族等其他族群一樣經歷了更具政治意義的重構過程。他們都面對著歷史記憶與族群重構間的互動關系問題。此時,歷史記憶成為了民族認同建構的解釋性工具,成為了處理民族關系的根本參考。記憶的歷史心性也為中國各少數民族在多元認同條件下處理民族關系提供了思路。
        [碩士論文] 陰慧文
        專門史 青海師范大學 2016(學位年度)
        摘要:回族是山東少數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分布具有“大雜居,小聚居”的特點。從山東回族的歷史來源入手研究山東回族聚居區的產生、發展和變遷,對回漢民族關系的和諧發展具有促進意義。
          本文首先在宏觀上論述元明時期進入山東的回回穆斯林,元代以軍屯中的穆斯林落籍山東發展成最初的回回聚居區,明代主要以來自江蘇、山西、河北等地的移民中存在回族而在山東自發形成聚族而居的回族聚居區。其次在微觀上以濟南回族聚居區的發展為例,著重論述了歷山頂、西關等幾個重要回族聚居區的歷史變遷。最后總括歷史環境下的民族政策、以水運為主的交通環境、市鎮經濟發展水平和一定程度上伊斯蘭教各派別對穆斯林的影響是山東回族聚居區產生變化的主要原因。伊斯蘭教思想與儒釋道文化的對話交流和回族重視商業發展的經營理念維系了當地社會的和諧穩定,在手工業和商業領域對當地經濟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縱觀山東回族聚居區的發展變遷,我們發現聚居區的規模經歷了從小到大,分布從零星到相對集中的過程,聚居區間的聯系不斷加強,回漢聚居區間的交流日益密切,是山東多元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碩士論文] 崔苗苗
        專門史 青海師范大學 2016(學位年度)
        摘要:青海省是我國回族的主要聚居區之一,青海省各地區分布著80多萬的回族人口。青海回族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寧地區、海東的化隆民和、海北州的門源,黃南州的尖扎,海南州的貴德。這些地區的回族的先民因各種因素,從唐宋時期開始進入到青海地區。最早借助于絲綢之路的南道,這些回族先民乘著商路發展的便利條件進入西寧地區。蒙元時期在政府數次西征,蒙元帝國的建立的影響下,大量的中亞穆斯林因商業往來、傳教而進入西寧地區,成為西寧地區回族先民。明清時期,回族或以軍事移民的身份,或因商業貿易、或因避禍逃難等遷移到西寧。
          而海東、海北、黃南的回族多因避難逃荒、政府招民屯墾、經商、其他民族皈信伊斯蘭教等方式成為當地回族。各個地區在不同時期遷入的回族組成了青海眾多回族人口。
        [碩士論文] 海米提·那扎爾
        民族學 新疆師范大學 2016(學位年度)
        摘要:民族學(文化人類學)注重研究現代化進程的鄉村社會,通過利用文獻資料、學科理論和方法,以南疆喀什地區葉城縣柯克亞鄉阿克美其特村為例,對其在1949年前后的社會發展進程中發生的變遷進行調查和研究,并試圖提出一種研究鄉村社會變遷的新思路和新認識,從民族學的文化研究描述本村塔吉克的人口、家庭、婚姻、經濟、物質生活、宗教、人生禮儀與節慶以及教育的變遷,以便發現和解釋其內在意義。
          1949年前,阿富汗的瓦罕地區遷入的塔吉克人用元寶購買維吾爾人居住的阿克美其特村以后,開始分散各大草原從事農牧生活。從此以后,兩個民族農牧和物質生活的交換正式拉開帷幕。隨著接觸和交往的頻繁,塔吉克人為了維持生存和適應社會環境,接受維吾爾族人的語言和農業技術。
          1949年到1958年,國家政權在地方社會實行以后,本村塔吉克人的公民身份得到確認和村里設立最初的管理機關,從而村民擺脫了地方地主的欺負和壓迫,生活得到保障。
          1958年到1981年,按照上級的安排,年輕人搬遷普薩大隊與參加人民公社化運動,并且經歷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這23年過程中,村民和維吾爾族人各方面的往來更加密切。由于生產活動和日常生活的需要,村民普遍使用維吾爾語,穿戴維吾爾人的服飾以及維吾爾人雜居生活。
          1981年到現在,按照政府的批準,村民重新回到家鄉。為了改造生活環境,利用改革開放的號召和政府提供的資助,著手重建家園、暢通馬路和水路等。隨著現代性媒體和交通工具的普及,村民的思想意識開闊和交往范圍不斷擴大,這樣村民單一的文化互動轉變和進入多族群文化生存的環境,因此單靠維吾爾人生活的文化模式被現代社會的多元文化模式取代,傾向單一方向的文化涵化減緩和始終存在的文化維系進一步增強。
        [碩士論文] 劉曉倩
        世界史 蘇州科技學院;蘇州科技大學 2016(學位年度)
        摘要:凱爾特人是鐵器時代生活在不列顛的古代民族,建立了不列顛最早的鐵器文明。公元前l世紀到5世紀初,羅馬帝國入侵并征服了不列顛,在不列顛東南部建立行省。東南部的不列顛凱爾特人在羅馬的統治下接受了羅馬文化,并逐漸和威爾士、蘇格蘭地區的凱爾特人區別開來。羅馬征服和羅馬化給不列顛凱爾特人帶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不列顛凱爾特人不但接受了羅馬的物質文明,也接受了一部分羅馬的宗教觀念,行省凱爾特人和原生凱爾特人地區的隔離初步建立。5世紀羅馬撤離后,不列顛陷入內亂,蘇格蘭人向南侵擾,東南部的不列顛凱爾特人為了反抗蘇格蘭人請來撒克遜雇傭兵,卻被隨之大批遷來的撤克遜人屠戮,壓縮了生存空間。這一時期在凱爾特地區建立了凱爾特基督教會,對不列顛凱爾特人文化有重要的影響作用。5世紀以后在不列顛逐步形成了凱爾特人區域和盎格魯-撒克遜人區域的對照,與羅馬時期行省和凱爾特邊區的地圖大致吻合又有所不同,這些凱爾特地區與當代英國的民族構成地圖一脈相承。在不列顛凱爾特人發展變遷的過程中,羅馬征服和撒克遜入侵兩次外族入侵對凱爾特文化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凱爾特人在被征服、被侵略時對外族文化的吸納豐富了凱爾特文化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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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天貓--萬方數據教育專營店

        2、京東--萬方數據官方旗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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